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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朗普输了中期选举,却把移民强硬派米勒送进白宫核心

发布时间:2026-11-12 作者:成都加成移民 阅读数:18

2026年11月6日,特朗普在共和党中期选举遭遇全面溃败三天后,宣布由斯蒂芬·米勒接替苏西·怀尔斯出任白宫幕僚长,11月9日正式生效。

2026年11月6日,特朗普在共和党中期选举遭遇全面溃败三天后,宣布由斯蒂芬·米勒接替苏西·怀尔斯出任白宫幕僚长,11月9日正式生效。民主党在11月3日的选举中夺回参众两院控制权,众议院普选票优势达到1974年水门事件以来的最大值。在这一背景下,将白宫日常运作的核心职位交给一位被广泛视为特朗普移民政策“总设计师”的人物,政治信号并不隐晦:即便选举结果传递了警讯,白宫在移民议题上无意调头。正如一名白宫官员对路透社的表述,这一任命表明特朗普“仍无意改变施政方向”。

背景资料:白宫幕僚长与斯蒂芬·米勒

白宫幕僚长是美国总统最重要的高级幕僚之一,负责协调白宫日常运作、统筹政策议程,并协调总统与各联邦部门之间的工作。虽然这一职位不属于内阁,也不直接拥有独立的行政决策权,但由于其能够深度参与总统决策流程,在白宫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具有重要影响力。


如果说特朗普是美国移民政策的最终决策者,那么斯蒂芬·米勒就是其背后重要的政策设计者和推动者之一。米勒出生于1985年,成长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。早在2016年特朗普首次竞选总统时,他就加入特朗普团队,担任政策顾问和演讲稿撰写人。此后,他一直处于特朗普的核心政治圈层。

然而,如果仅将米勒的上任理解为“移民更难了”的又一次确认,便可能低估其真正含义。回顾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移民政策的实际推进方式,一条更值得留意的线索正在浮现:审查的着力点不再局限于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是否满足形式要件,而是系统性地前移至推荐申请人、担保申请人的机构行为是否“可信” 。对于在美留学生、H-1B持有人和职业移民申请人而言,理解这一转向,比追逐单一政策标题更具实际意义。

执法端的“配额逻辑”及其外溢效应

米勒在移民执法领域最直接的印记,是2025年5月与时任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共同推动的ICE逮捕配额:每日3000人,约为此前执法规模的数倍。这一目标从未被完全达到,但其结构性后果已经显现。为向数字靠拢,ICE的执法范围从有严重犯罪记录的移民,扩展至无犯罪记录者,社区、工作场所等场景的执法力度同步上升。NDTV的报道直言,米勒推动ICE“针对任何非法居留者,而不仅仅是那些有犯罪记录的人”。


这一执法逻辑的实质是以处理容量而非目标精准度为导向。配额驱动下的执法扩张,意味着被纳入执法视野的随机性在上升,对于身份存在瑕疵但并无严重犯罪记录的在美人员,风险并不来自某一项规则的改变,而来自执法密度的整体抬升。与此同时,米勒在第二任期的政策“成绩单”并不限于边境与递解:推动“精简”政府机构、打击“生育旅游”、切断哈佛大学等高校的联邦资金,均在其列。这表明他的政策视野覆盖移民生态的多个节点,而非单一的执法端。

合法移民通道:审查重心的“行为化”转向

对留学生和职业移民群体而言,更具实质意义的变化发生在合法移民体系内部。其共同特征在于:政府正在将合规压力从联邦机构转移至推荐和担保机构,并通过定价机制和裁量空间来实现这一转移。


01

OPT的定价替代资格审查

米勒对OPT的敌意并非秘密。早在2015年,他就曾协助起草旨在终止OPT的法案。2025年底,DHS将限制或终止OPT的规则列入联邦监管议程。但更具信号意义的是收费路径:DHS提议对首次OPT征收7万美元费用,并允许学校将成本转嫁给学生。其官方逻辑是“迫使学校在推荐学生时实施更严格的筛选”。这一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,它绕开了“OPT是否应当存在”的立法争论,转而让学校为推荐行为承担经济后果,从而改变学校的行为激励。对于计划毕业后留美工作的学生,这意味着OPT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自身资格,还取决于所在院校在政府眼中的“可信度”。


02

H-1B与PERM:雇主的“历史”成为审查变量

2026年9月18日的行政令要求相关部门在审理H-1B事项时,考虑雇主过去一年内是否进行过可能影响同类美国工人的裁员。同年10月8日,劳工部宣布暂停微软、Adobe等八家大型科技和IT服务公司的新增及待审PERM申请,依据是这些雇主的裁员历史与担保行为之间的关联。值得注意的是,宣布暂停时尚未作出任何不当行为的正式认定。这释放的信号是:担保外籍员工的资格,不再仅取决于单份申请的材料完整性,雇主整体的用工行为——尤其是裁员记录——正在成为系统性风险变量。对于身处裁员频发行业的H-1B持有人和绿卡申请人,身份稳定性的评估必须将雇主的“合规画像”纳入考量。米勒本人对H-1B的立场也早有记录:他长期反对合法移民的扩张,主张以更高薪资的申请人优先取代现有抽签制度。

03

公共负担:裁量空间的制度性扩张

2026年9月18日生效的新规,撤销了2022年的公共负担框架,将审查扩展至“任何收入审查型公共福利”,包括Medicaid、SNAP和住房援助,并要求移民官基于“总体情况”进行裁量。对于绿卡申请人,核心风险不在于“绝对不能使用福利”的简单规则,而在于裁量空间的扩大意味着结果可预测性的下降。同样的福利使用记录,在不同移民官、不同申请类别、不同时间节点下,可能产生不同的权重。

民主党掌控国会之后:行政工具将成为主战场

一个不可忽视的制度现实是:民主党重新掌控国会两院,意味着新的限制性移民立法在短期内几乎不可能通过。这反而使行政行动成为白宫推进移民议程的主要杠杆——政策备忘录、USCIS裁决指引、收费规则、裁量标准的收紧,均无需国会投票,且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 pending 案件的走向。移民律师的分析指出,未来两年可预期的是更多的补充证据请求(RFE)、对H-1B薪资水平和工作职责的更严格审查、更多的FDNS实地核查,以及身份调整申请人更长的等待时间。


米勒作为幕僚长,其职权范围不再局限于移民事务,而是覆盖整个白宫的政策流程。这意味着他在移民议题上的政策偏好,将在一个更有利的行政位置上获得推动力。但他的影响力发挥作用的方式,大概率不是某一天突然出台一部“米勒法案”,而是通过上述分散的、技术性的、累积性的行政调整,逐步改变合法移民通道的运行环境。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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